提到中国近代铁路史，就不能不提到“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清广州府南海县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人第一次自主设计并施工建造了京张铁路，开辟了国人自办铁路的崭新篇章。
詹天佑铜像。黄楚旋 摄
作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幼年作为清政府第一批官办留学生赴美求学。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学成回国后，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投身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三十多年间沐雨栉风，不惧艰险，力排万难，奔走于大江南北，参与、主持修建了关外、新易、京张、粤汉、汉粤川等铁路，并在维护铁路路权、规划全国路网、统一行业标准、推广先进技术、培育工学人才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中国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最高奖就被命名为“詹天佑奖”。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詹天佑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在筑路过程中，他秉持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清廉实干的工作作风，严控成本开支，杜绝贪污贿赂，保证工程质量。他不仅为今人留下了见证中国人尊严、荣誉、胆识和智慧的铁路，也留下了一条以“修业、进德、守规、处事”为立身要则、堪为典范的人生之路。
赴美留学发奋自强
在广州西关，有一条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老街——恩宁路。沿着街边极具南粤风情的骑楼，走到十二甫西街42号，便可见到一栋古香古色、清末岭南民居式样的西关大屋，这里便是广州詹天佑故居及纪念馆所在地。
詹天佑故居正门，极具西关风情。黄楚旋 摄
推开故居的趟栊门，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着的一副对联——“幽芳淡冶仙为佀（似），傲骨嶙峋世所稀”。纪念馆中展出的詹天佑与友人的英文通信，采用花体字母，流畅飘逸；而其手书的中文家谱，则字迹工整稳重。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滋养的“海归派”科技精英形象，跃然如见。
詹天佑故居内部，墙上挂有一幅对联。黄楚旋 摄
1861年，詹天佑出生在广州一个茶商家庭。詹家原籍婺源，从其祖父开始定居于十二甫，并在此入籍（十二甫旧属广州府南海县）。据光绪年间编修的《婺源县志》记载，詹天佑的家族中不乏忠良仁义的先贤，其中既有清廉恤民、颇有治绩的官员，也有为国捐躯、智勇双全的武将，其曾祖父、祖父都是乐善好施、德高望重的地方贤达。青年时期的詹天佑曾在编写家谱时，特意将《婺源县志》中有关先祖事迹的记述抄写于页眉上，以示敬慕之情。
1870年底，由近代著名教育家容闳倡议、得到洋务派支持的选派幼童留洋计划，获得了清廷批准。尔后，自幼聪慧过人的詹天佑顺利通过了选拔，成为首批官派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于1872年夏天由上海启程赴美。
詹天佑小学内，少年詹天佑雕塑。黄楚旋 摄
抵美之后，詹天佑很快就克服了语言障碍，完成了中学学业，随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在亲身感受过横穿美国的火车之后，詹天佑出于一腔报效国家、发奋自强的赤子热忱，结合自身对工学的浓厚兴趣，选择了土木工程系，专习铁路工程。在耶鲁大学的三年时间里，他勤奋好学，曾荣获高等数学奖金和奖章。
1881年夏天，詹天佑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奉命回国。然而，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詹天佑虽满怀报国之志，却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他先是被派到福州船政局改学轮船驾驶，尽管用非所学，他依然表现出色，被派往“扬武号”战舰操练。
此后，詹天佑又转赴广东博学馆任教。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等待之后，1888年，詹天佑如愿以偿，经人引荐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铁路公司，终于有机会在铁路建设上大显身手。
詹天佑很快就展现出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勤勉敬业的干劲。1894年，在修筑津榆铁路时，他采用“压气沉箱法”打桩，完成了外国工程师屡次尝试均告失败的滦河大桥桥梁基础工程；1902年10月至1903年3月，在主持修建专供慈禧太后从北京前往清西陵祭祖的新易铁路期间，他不辞劳苦、废寝忘食地工作，甚至每天工作达十五个小时。
攻坚克难厉行节约
广州詹天佑纪念馆中，有一件特殊的展品——一截铸上“1905”和“I.P.K.R.”（官办京张铁路英文缩写）字样、锈迹斑斑的铁轨。它向世人见证了詹天佑面对罕见天险，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攻克筑路技术难题的超凡勇气、毅力和才干。
詹天佑故居纪念馆内部展陈。黄楚旋 摄
京张铁路虽然全长不过200公里，但所经地势却非常险峻，施工难度极大。许多外国人公然宣称，中国工程师不可能胜任如此艰巨的铁路工程。
1905年，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1907年，升任该路总办，主掌全局行政及技术工作。他怀着“始则几忘其难，继则不敢畏难，且直欲自秘其难”的决心，“昼则手胼足胝，夜则绘图计工，困苦经营”（《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他带领施工人员，通过反复勘测、潜心钻研，以“竖井施工法”打通居庸关和八达岭隧道，又设计出沿山腰铺设“人”字形爬坡路线、缩短开挖隧道长度等施工方案，降低了筑路成本，保证了工程进度。京张铁路于1909年提前两年竣工，被中外人士赞为伟业。
京张铁路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技术领先、安全可靠，而且成本低廉，每公里造价大约仅为同时期国内其他铁路的一半。这与詹天佑科学施工、规范管理、厉行节约、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修建京张铁路用银700多万两，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手握大权，却想方设法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精简开支、力拒贪腐，总体施工耗费只有外国承包商开价的五分之一，最后还为国家结余了白银28万多两。
著名学者胡适在为铁路工程史专家凌鸿勋所著《詹天佑先生年谱》所作的序言中提到，过去晚清政府举洋债、用洋匠修铁路积弊甚深，“购料有折扣，包工有陋规，国家损失甚大，铁路之成本亦自然提高。”因此，詹天佑“尤致意于风气之改造，革除陋习，使国家不致蒙受损失。”
詹天佑的《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对各项工程资金使用情况都有着清晰而细致的记录。不仅如此，詹天佑还针对大型工程中最容易出现腐败的环节，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精密、强而有力的管控措施。例如，仅购买基建用地一项，就专门制定了二十六条章程，规定如有借故索取、私相串通等行径，“一经告发，或经察觉，立即追究”，并鼓励检举揭发；在修建办公用房时，詹天佑本着“一从俭朴，不务华瞻”的原则，在注重经济适用的同时，对质量也不放松管理。
囿于当时国产水泥技术尚不成熟，詹天佑便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德国水泥。他不仅制定了统一的采购标准，还要求投标商的报价要刊登在指定报刊上，公之于众。
詹天佑对选择包工人员格外慎重，对于承办不力的包工方，也拟定了完备周详的惩罚条款。据传，有包工头得知詹天佑喜爱花木，特意登门送上数盆名贵的桂花。詹天佑发现花盆内埋有金钱，识破用意后断然退回，还严正警告对方，休想用行贿手段来取得包工权。
后来，詹天佑在《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谆谆告诫工学后辈，包工人员“无不以利为归”，作为工程负责人，应以“勤慎”为方针，事必躬亲，“若不深察其性质，慎己之行为，鲜不受其愚弄也。”
淡泊名利克己奉公
凌鸿勋评价詹天佑：“终身以工程技术为职志，躬行实践，不事宣传，不求表彰。”1903年春，新易铁路正式通车，慈禧乘坐后发现列车行进快速平稳，非常满意，便将火车包厢中摆设的珍品器物赏赐给詹天佑。而詹天佑只要了一件座式闹钟留作纪念，却把其余奖赏分给了参与修路的施工同仁。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用清政府奖励的2000两白银，打造了178面金银牌，分给有功劳的下属。他还曾在全国大力推广美国人发明的“姜尼（Janney）车钩”，一度被误传为其本人所创。对此，他在编写《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一书时，专门予以澄清。
1910年，詹天佑返回家乡广州，出任广东省粤汉铁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针对公司员工上班时敷衍懈怠、管理混乱等情况进行了严肃整顿，使公司面貌焕然一新。辛亥革命爆发后，政权易帜，局势动荡，广州城中的显贵纷纷逃往香港。詹天佑虽然曾任清政府二品技术官员，此时却带领全体员工坚守岗位，保证列车照常运行。
民国成立后，詹天佑担任交通部首任技监，主持全国交通技术工作，又创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选为会长。詹天佑收入优厚，但积蓄极少，原因之一便是他热心公益，多次为各地学校、医院、慈善团体慷慨解囊。1914年和1915年，广东连续遭遇特大水灾，詹天佑在汉口成立救灾会，带头捐资赈灾，受到时人敬重。
由于工作原因，詹天佑常年奔波，时常带着家人住在工地上条件简陋的临时居所里，八个子女也分别在北京、广州等六个不同地方出生。尽管如此，詹氏夫妇两人感情融洽，詹天佑因为夫人谭菊珍吃饭较慢，饭菜易凉，还特意设计订造了一套保温餐具，供夫人专用。
1899年在锦州路段工作时，詹天佑把家安在工地上。胡文中 供图
1919年，詹天佑带病出席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极力维护中国铁路主权，后因操劳过度，不幸病逝于汉口。他在辞世前所作的《遗呈》中表露：“从事路工始终垂三十年……从不敢殖产营私，平日里训诫子弟，一仍以工学为目的。”
他平生一心为公，临终亦语不及私，唯陈三事：发展中华工程师学会，兴国阜民；慎选代表管理中东铁路（东清铁路），以扬国光；脚踏实地建成汉粤川铁路。家属子女遵照他的遗嘱，将平时节省下来的钱，买了铁路债券，支持国家铁路建设。
作为我国民族铁路事业先驱，詹天佑的一生，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优秀科学家所具有的精忠报国、敢于担当、求真务实、廉洁刚正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总理称赞他是“中国人的光荣”。在著名的《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中，詹天佑郑重地提醒青年技术人员，在精研学术的同时，更要崇尚道德，行事应当讲求规范，不违良知，“不因权利而操同室之戈，不以小忿而萌倾轧之念”，“视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谅人心”。这篇文章既是詹天佑毕生心得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廉洁精神和科学情怀的有机结合，至今读来仍是满纸铿锵、耐人深思、催人奋进。
詹天佑铜像。黄楚旋 摄
【评说詹天佑】
詹天佑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作为总工程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那是中国第一条完全不依赖外国，在资金、技术上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而詹天佑不大为世人熟知的，是他在临终口授《遗呈》中的真情表露：“从事路工始终垂三十年，只知报国，从不敢殖产营私。”简单的话语，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
“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是为詹天佑的报国观。在留美幼童中，回国后服务于铁路界的约有30人，在铁路界担任过要职的也有10多人，他们遍及全国各地，参与了国家各条铁路的修筑，这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当推詹天佑。他打破的是“中国人不能独立修建铁路”的预言，而在层峦叠嶂、石峭弯多的崇山峻岭间修成从北京到北方重镇张家口的这条铁路干线，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与精湛的技术本领，缺一不可。弥留之际，詹天佑也语不及私，对培育工程学后人、国家铁路事业发展、维护中国铁路权益等三件大事提出建议，以“得尽天佑未了之血忱”。
“从不敢殖产营私”，是为詹天佑的廉洁观。京张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节约经费28万两白银，比让外国人修建节省五分之四的费用。仅此一点，已足窥詹天佑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我们有理由相信，《詹氏家训》对詹天佑起到了熏陶作用。家训中的“训尔廉”一条，有“惟义是从钱不爱，利害两字总无干”“我劝儿孙廉居心，合浦还珠只因廉”等教诲。詹天佑不仅践行了这一优良家训，而且在此基础上将之发扬光大，对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修业、进德、守规、处事”等必须具备的立身要则。
在詹天佑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所体现出的爱国情怀，也看到了中华传统美德所塑造出的经久不衰的人格魅力。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9月25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